一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便狂笑起来。假牙！不论我们说这个可怜家伙什么，而且还说到他的一些优点，但最终总是回到假牙上来。世上有些人就是十分古怪，甚至死亡也会使他们变得可笑。死得越可怕他们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想把他们的死亡看得严肃一点儿也没有用–你想要在他们的死中找出什么可悲因素，你就得撒谎，就得伪善。由于无须摆出假惺惺的姿态，所以我们可以纵情为这件事放声大笑。我们笑了整整一夜，其间还发泄了对楼上那帮家伙的蔑视和厌恶。这帮蠢货无疑是在劝自己相信佩克奥弗是个好人，他的死是一场灾难。我们又忆起了各种趣闻轶事–他漏掉了分号，为此他们大喊大叫，吓得他尿裤子。他们用该死的小小分号和分数弄得他坐卧不宁，他常常把它们搞错。有一回他来上班时口中有股酒气，他们甚至还要解雇他，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可怜巴巴的，有湿疹，有头皮。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死了，他们全都起劲地凑钱给他买了一只巨大的花圈，还要把他的名字用大号字登在报上的讣告栏中。凡是会使他们自己略受一点非难的事他们都干，只要能做到，他们情愿把他描绘成一个大人物，不幸的是，他们替佩克奥弗编不出什么来。他是一个零，甚至死亡也无法在他的名字上添上什么。
乔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了。如果你走运，说不定也会从电梯里掉下去摔断脖子。我们会给你买一个很不错的花圈的，我向你保证。”
天快亮时我们坐在多姆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早已把可怜的佩克奥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在“黑人”舞厅里乐了一下，乔的思想又回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消遣上来了–女人。到了这个时辰他的一夜休息时间已快结束，他的烦躁不安也达到了狂热程度。他想到今夜早些时候放过去的女人和那些一叫就来、关系稳定的情侣，可惜他对她们已感到厌烦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想起他的格鲁吉亚女人–最近她一直在追逐他，乞求他收容她，至少直到她找到工作。他说，“我不在乎偶尔请她吃一顿，可我不能长期养着她……她会把别的女人都赶走的。”这个女人最使他不快的是身上一点肉也没有。他说，“就像抱着一具骷髅上床一样。那天夜里我出于同情收留了她。你知道这个发疯的婊子替自己干了什么？她把那个地方全刮光了……上面一点儿毛也没剩下，叫人反感，是吗？也挺好玩的，像是疯了。它不再像女人的下体了，倒像一只死蛤或是别的什么。”他向我描述好奇心激发起来后他如何下床去找手电筒。“我叫她叉开两条腿，把手电照在上面。当时你若看到我就好了……真是好玩极了。它叫我激动起来，竟把她全忘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你会以为我从前从来没有看过。我越看越觉得没劲，它只是告诉你那儿没有什么，尤其是剃过以后，是毛使它变得神秘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座雕像打动不了你的原因，只有一次我在一座雕像上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女人下体–那是罗丹的作品。以后你也该看看……她的腿叉得很开……我记得这个雕像没有脑袋，你可以说只有一个下体。老天，看起来可怕极了，问题在于她们全都是一模一样。她们穿着衣服时你看到她们会产生各种想法，你会给予她们一种个性，而她们当然是没有个性的，不过只是两条大腿之间有一道缝而已。你会生它的气，甚至不愿再看它一眼。这是一场幻觉，你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发脾气……为一道长毛的缝或一道没有毛的缝发脾气，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它吸引我去看，我仔细看它，准看了十分钟或是更长时间。你这样以超然的态度看着它，脑子里便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性本来是十分神秘的，接着你发现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空洞而已。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支口琴不会觉得好玩吗？或是一本日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它令人厌恶。它差一点儿叫我发疯……喂，你知道我后来干了什么？我同她很快睡了一次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对了，我拿起一本书看。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点儿什么，即使是一本坏书……可是一个女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范诺登正要结束这篇高谈阔论，正巧有一个妓女在向我们抛媚眼。他连一刻都没有踌躇便突然对我说，“你愿意跟她亲热一下吗，花不了多少钱……叫她接待咱俩。”不等我答话，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全说妥了。”他说，“喝光你的啤酒。她饿了，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要十五个法郎，咱俩她都接。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样便宜些。”
去旅馆的路上这个姑娘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停下来给她买了杯咖啡。她倒是个挺温柔的小姑娘，看上去也挺漂亮。显然她早就认识范诺登，也明白不能指望从范诺登那儿得到什么，除了这十五法郎。“你一文钱也没有。”他压低嗓门喃喃道。我衣袋里的确连一个生丁也没有，所以我不大明白他这样说目的何在。后来他嚷开了，这时我才明白。“看在基督的份上，记住，我们没有钱。待会儿咱们上了楼你可别心软，她会向你再额外讨一点儿的–我了解这婊子！本来花十个法郎也能把她弄到手的，若是我想这样做的话。把她们惯坏了那可是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人很坏。”姑娘用法语对我说，她懵懵懂懂地猜出了范诺登用英语讲的话的大意。
“不，他不坏，他很可爱。”
她摇摇头大笑道，“我很了解他这种人。”接着她开始讲述她的一段倒霉的经历，住院费、拖欠的房租，还有寄放在乡下的婴儿。不过她的表演并不很过火，她也明白我们对此充耳不闻，不过她心里很不好受，像是搁着一块石头，所以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事儿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求得我们的怜悯，只是要把压在心里的重负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我相当喜欢她，但愿老天保佑她没有性箔…到了屋里，她机械地替自己作准备工作。蹲在洗下身的盆上时她还问，“一点儿面包都没有吗？”范诺登听到这话就乐了，“来，喝一口。”说着他便把一只酒瓶推过去，可她抱怨道，她什么都不想喝。肚子早饿瘪了。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范诺登道。“别叫她打动你，又是老一套。但愿她说点儿别的，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婊子，你又怎么能唤得起激情来？”
对极了！我俩都没有一点激情。至于这个姑娘，希冀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情犹如指望她拿出一条宝石项链一样不切实际。不过这儿是那十五法郎，总得想个法子把它花了才是。正像打仗一样，战况一吃紧人人都只想着和平，想着快点儿渡过难关，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放下武器说，“我受够了……不干了。”
不行，还有十五法郎，谁也不再在乎这点儿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它。可是，这十五法郎正像各种事情的原始动力一般，一个人总是屈从于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听他自个儿高谈阔论或是干脆抛弃这个原始动力。这个人不断地杀人、杀人，越是感到懦弱就越要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直到某一天战争结束了，所有的大炮一下子寂静下来，担架兵抬起缺胳膊少腿、血流如注的勇士们，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这时候他便可用余生去思索那十五法郎了。他失去了双眼，也许是双臂，也许是两条腿，然而他也得到了慰藉，从此可以在冥冥苦想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十五法郎中安度余生了。
这件事真是同打仗一模一样，我简直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姑娘想给我注入一点激情，这种纠缠人的方式不禁使我想到，假如我犯傻钻进这样一个圈套里，被人拖上前线，我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就我自己而论，我明白我会放弃一切，包括荣誉，只要能从这个烂摊子上逃脱出来。我无心干这种事，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可这女人早已拿定主意要赚这十五法郎，即使我不愿为此拼命她也要逼我去拼。不过，若是一个男人没有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无法给他这个胆量。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么懦弱，谁也无法叫他们成为勇士，哪怕把他们吓死了也无济于事。也许是我们懂得大多了，有些人并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他们或生活在刚刚逝去的过去，或生活在尚未到来的不久的将来。
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着要订立一个和约拉倒，我忘不了都是这十五法郎惹出来的麻烦。十五法郎！十五法郎对我意味着什么？何况这十五法郎还不是我的。
看来范诺登对待此事的态度倒是正常得多。他不在乎十五法郎这笔小钱，是此刻的情景本身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这类事情上需要显示勇气，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汉气概。不论我们成功与否，十五法郎算是扔掉了。或许除男子汉气概外还有别的什么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意志吧。这一回我们又像战壕里的士兵了，他压根儿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他现在躲过去，以后反正还会挨一枪的，然而他并不躲避，仍像往常一样作战。纵使在灵魂深处，他像一只蟑螂一样胆小，而且自个儿也承认胆小，他仍会杀人，不断地杀人。只要给他一枝枪、一把刀，或者干脆叫他赤手空拳好了，他宁愿杀掉一百万人也不愿住手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望着范诺登对付这姑娘，只觉得自己是在看一部齿轮已脱开的机器，把这些齿轮丢下别管，它们就会永远这样摆着，摩擦、滑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有一只手关上电动机。他俩毫无半点激情地像一对山羊一样交媾，什么也不为，就为了那十五法郎在一块儿磨来蹭去，这副情景弄得我很倒胃口，最后只剩下一点儿那种动物般的好奇心了。那姑娘躺在床边上，范诺登俯在她身上，两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真像一条色狼。我呢，就坐在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以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矜持地看着他们扭来扭去，即使这情景一直延续下去我也不在乎。这正如看着一部疯狂的机器把报纸不断地抛出来，几百万张，几十亿张，几十兆张，上面的标题全是扯淡。尽管机器也疯了，看它反倒比看人和人搞的这种把戏更来劲儿，更叫人着迷。我对范诺登和这姑娘的兴趣等于零。若能就这样坐着看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上的每一场这种表演，我的兴趣恐怕会比零还低。我无法区别这事儿同下雨或火山爆发究竟有何不同。只要仍缺乏激情，这场表演便没有人味儿。看着那部机器也比看他们强，他们正像一部齿轮脱开的机器，需要有一只手碰碰它，把它弄好。
它需要一个修理工。
我在范诺登身后跪下，更加留神地检验这部机器。姑娘把脑袋偏向一侧，绝望地瞧了我一眼说，“没有用，不行了。”听到这话，范诺登又鼓足劲儿干起来，活像一头老公羊。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怪物，宁肯折断了犄角也不肯停祝现在我又在他屁股上搔痒，更使他恼羞成怒。
“看在上帝份上，乔，住手吧！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别打搅我，”他咕噜道。“刚才我差点儿……就插进去了。”
他这会儿的姿势和说话时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一次突然叫我回忆起了从前做过的那场梦，只是这一回他走路时大大咧咧夹在腋下的那根扫帚把永远不见了。如今发生的事情是那场梦的继续–还是同一个范诺登，不过没有了那个原始动力。他像打完仗归来的英雄，一个可怜的残废人，在梦幻中的现实里生活。无论在哪儿他往下一坐椅子便散了；无论他走进哪一扇门那个房间都是空的；无论他吃什么嘴里都留下一股不好的味道。
每一件事情都跟以前一样，环境未变，梦与现实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睡觉和醒来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躯体被人盗走了。他像一部抛出报纸的印刷机，每天抛出上百万、上亿张报纸，头一版上尽是灾难，尽是暴乱、凶杀、爆炸和撞车事故，但是他却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没有人关上开关他绝不会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假如自己的身体被人盗走了你就不会死了。你可以哄骗一个女人，可以像一头公山羊一样没命地干下去，永远干下去。
你也可以投身于战壕中，让炮火炸个粉身碎骨，但是如果没有一只人手的参与什么也造不出这激情的火花。总得有人把手伸进机器里去，把机器把手扳下来–若要叫齿轮重新啮合的话。
这个人要在不指望得到酬劳的前提下去这样做，他不能总惦记着那十五法郎。这个人的胸脯不能厚，一枚勋章就会叫他变成驼背。这个人还得给快饿死的女人吃一顿，而不必害怕吃的东西又被吐出来。否则这场戏便会无休止地演下去，没有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舔老板的屁股舔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设法弄到了佩克奥弗的工作，在这儿就得这样干。这可怜虫果然死了，是掉在电梯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呱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馑、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玷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星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想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傲、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袤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狐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狐叭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1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饿。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并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沾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垦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恩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做、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紊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死亡的痛苦、没有死亡的恐怖的天堂。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是正确拼词和添标点符号，报上有何种灾祸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词儿拼写的是否正确。
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只新战舰、一场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者的眼睛，可是什么也穿不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乌小姐）给印度人阿格哈·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
“我于六月六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永远很幸福的。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意的事情，“请往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打电话或写信。”
他猜你在想什么真是猜得棒极了！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那些给他汇钱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珠的谈话，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的”或东方珠和“养”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城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同一天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出生在一个人的胃里，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来：她正在英国海德公园里休息。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画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总统她也能成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采访维也纳的亨姆霍尔先生的一篇访问记中我读到……亨姆霍尔先生说，“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是不够的，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煤矿–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的他们也去了。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了大雨，使国王和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碎的还是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用来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适意的职位，这几乎难以置信。在美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来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这种气质的人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那边你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要当美国总统，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这儿却不同了，这儿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你能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人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通过衣物绞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来，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人的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了。